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说，把阴阳五行引入了历史哲学的领域

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，把阴阳五行引入了历史哲学的领域，形成一种循环论、目的论和天人感应的历史理论，在当时有很大影响。它的出现是适应了从战国纷争走向秦、汉统一的时代要求，但也由此把阴阳五行推向神秘主义的歧途。

然而，五行说并没有因神秘主义方面的泛滥而裹足不前。成书于战国末、西汉初的《黄帝内经》集中地体现了五行说在科学认识方面的新发展。除了五行相生和五行相胜(相克）之外，《内经》还增加了五行相乘和五行相侮的循环序列。相乘跟相克的序列是一致的，但含义不同:相克是正常的制约关系，是使系统平衡运转的前提条件。而相乘，即亢盛欺弱，则使制约失度，发生“太过”，是异常的制约关系，是使系统运转失衡的原因。比如，火太过，便会对金发生超过正常限度的克制，使金完全销溶，从而使系统的运转出毛病。如果这个系统是人的生理系统，那么人就会生病。相侮跟相克的序列正好相反。相侮的含义是:当一行过于旺盛时，它会倒过来影响原来胜己的那一行。例如，火太过，它会反过来克制水(这里的克制含有反作用、反制约的意思这样的辩证关系在当吋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被认识。所以“太过,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。显然，相乘和相侮是异常情况，是对相克和相生状态的补充。于是，把相生、相克、相乘、相侮四种循环序列放在一起，便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复杂的网络系统。

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说，五行网络序的建立，使人们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各种主要关系，既能从内部去认识事物的联系方式和结构关系，又可以从综合内、外各部分的复杂关系，去发现事物的总体特征，发现一个系统的维持条件和运转机制。“这就使五行说最终上升为朴素的普通系统论。”

可见，五行从原始的分类观念开始，经过认识事物的差异关系，到认识事物的对立和矛盾关系，逐渐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具有复杂网络序的逻辑关系系统，这充分表现了我们先人在思辨上的高度智慧。战国是五行说成熟的时期，也是古代文化的大融合时期。事实上，五行说的成熟跟它在这个时期与阴阳说相互影响、相互融合是分不开的。

那么，五行说又是怎么跟阴阳说结合起来的呢？

在春秋时代，当人们开始把五材的考察纳入与天相对立的地的范畴时，就孕育了阴阳加入的潜在可能性。《左传》记载着这样的议论：
物生有两，有三，有五，有陪贰。故天有三辰，地有五行，体有左右，各有妃耦。《国语》中也有：
夫祀，国之大节也。及前哲令德之人，所以为明质也;及天之三辰，民所

以瞻仰也;及地之五行，所以生殖也;及九州名山川泽，所以出财用也。自然是属于地、属于有形体的东西。那么属于天和无形体的东西就必须另求说明了。因此，用三辰来配五行，是对五材说的一种最简单的补充。

当时，还有以六气配五行的，证之《左传》：
夫礼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天地之经，而民实则之。则天之明，因地之性，生其六气，用其五行。
天有六气，降生五味，发为五色，征为五声，淫生六疾。六气曰：阴阳风雨晦明也，分为四时，序为五节。

这里跟气联系上了。由天之六气（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）降生和散发，导致了地上五个元素的不同属性。并且，六气的流转，形成了四时五节。而早期的阴阳又正是这六气中为首的二气。

到战国初年，当气和阴阳在哲学的殿堂里逐渐获得抽象的意蕴后，它们重新回到四时五节的序列中，跟当时的五行说发生了融合。这时，阴阳已俨然是宇宙万物生成和消长的原动力了。《管子》是早期谈阴阳五行融合并粗具系统的著作。在《管子》里，阴阳是宇宙的本源和规律：

阴阳者，天地之大理也。四时者，阴阳之大经也。
作为本源，阴阳仍然是气。在气的基础上，由阴阳互相作用，派生出四时、五行、日月星辰来：

东方曰星，其时曰春，其气曰风，风生木与骨。
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五年。南方曰日，其时曰夏，其气曰阳，阳生火与气。
中央曰土，德实辅四时入出，以风雨节土益力，土生皮肌跌。
西方曰辰，其时曰秋，其气曰阴，阴生金与甲。
北方曰月，其时曰冬，其气曰寒，寒生水与血。

如果说在《管子》中，已经透露了东方的五行文化跟南方的阴阳文化的最初的融合，那么，到了战国后期，阴阳五行理论已经融合发展成一种哲学流派，盛行于当时的燕齐，成了与儒、墨、道、法、名并驾齐驱的六大学派之一。这就是汉人所称的阴阳五行家，或阴阳家，或五行家。司马迁在《史记.太史公自序》中把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，可见当时它的影响之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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