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经八卦术数研究与天人合一思想

易经八卦术数研究从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看术数的影响，中国哲学有一个特点，它的产生不是“为学术而学术”亚里士多德曾认为哲学的产生源于“惊异”，哲学是由好奇心而产生的，是自由、闲暇和富足的产物。但这个说法并不适合于中国哲学。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它一开始就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紧密联系，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。如最早的“天命神权论”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，在反对宗教统治和神权的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思想，也总是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，很少远离政治的纯哲学的议论。例如“阴阳五行学说”，就被列为治国的第一条根本大法。“阴阳伏迫”被用来解释西周的灭亡，所以，术数和哲学一开始在其功能、服务对象上就有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众所周知，易经八卦在中国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。天人合一有两个意思。一是天与人本为一体，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；二是人间的道德与礼法来源于天，来源于自然规律。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礼法是“三纲五常”，三纲是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；五常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如何能证明三纲五常本为天理，为人性本身所具有呢？这个证明是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的主要任务，而且也是最困难的一点。

术数研究对“天人合一”的证明可以分为“理性的证明”和“心性的证明”两种方法，前者走的是以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来达到对“天理”的认识，由对天理的认识再达到对人心的认识，即《大学》的所谓“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'或如纪晓岚说《易传》“推天理以明人事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•易类》）；后者心性的证明，是通过对人心（主要是自己的本心）的认识来达到对外界事物的认识，进两达到对天理的认识，即孟子所谓“尽心知性知天。两者相比，后者往往需要某种特定的修性行为（如静坐、闭目），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、直觉的色彩，其体验也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是“私人语言'具有不可通约性，往往堕人神秘主义，只能满足少数有闲阶级的需要，对于终日辛劳为求温饱的普罗大众来说，以这种方法学习道德思想、提髙人生境界显然是不现实的。相比之下，理性的证明却有其一定的优势。以“格物”来达到对“天理”的认识，它的基础是经验的，过程是理性的。相比于心性的证明，它是一种“公共语言”，既可以由自己进行，也可以由他人进行。只需他人将此“格物”的过程与结果证明给本人看，本人即能由此而“致知”，认识到“人心本于天理”。

术数研究就是这个证明方法的主要工具之一。如果说，西方的“天人对立”的分离工具是理性（逻各斯与是），那么，中国哲学“天人合一”的主要沟通工具就是术数。

术数研究对中国哲学的影响，有三次高潮。

殷以前，人们相信“天命神权”，把“天”理解为人格化的神，所以祭天事天，唯恐“获罪于天'“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”(《尚书•汤誓》）。“先王有服，恪守天命”(《尚书•盘庚》）。一切都是天安排好的，人的努力没有什么用处，人们只需供奉上天，讨好上天，服从上天的安排就是了。所以，殷以前没有什么术数，只有用于了解上天意图的“卜”至周朝以后，才开始希图用对立面的矛盾统一来解释形势变化的阴阳学说，《周易》于是应运而生。

根据《左传》记载，以易卜筮在舂秋时期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，其准确率应当是无可怀疑的，这大大加强了阴阳学说的地位。与阴阳学说同时产生，甚至比它还要更早一些的五行学说，由于没有像《易经》这样将其用于卜筮的术数方法，而只是猜测性的对天地万物起源的描绘，有点“为学术而学术”的味道，结果默默无闻。易经八卦《易经》之成功，为阴阳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提供了经验的基础，“实证”的依据，于是出现了将《易经》上升为哲学思想的《易传》。完全可以设想，如果不是有《左传》中那么多有关卜筮决定军国大事的记载（估计当时流传的还要多_现在有些可能已经失传了），阴阳思想绝不可能获得《易传》中那样的地位。就算《易传》对阴阳作出了评价，也不会受到如此程度的重视。被作为僑家哲学的本体论的依据。《系辞》中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业”，本来讲的是八卦的起源，但由于“八卦定吉凶”这一点得到了经验的证实，所以前面的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”的纯思辨的形而上学部分也就被接受下来，承认为天地的起源。这就是术数与哲学结合的第一次高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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